本次赴泰实习，我感触良多。感受不仅有语言和知识层面的，还有身份认知层面的。

Music Design and Technology课堂上

在语言方面，非英语母语者的发音自然带有属于某一地域的独有色彩，用词习惯和措辞则因个体而异，但这些都并非理解和交流的最大障碍，一节课就可以熟悉，再则也能请老师再重复一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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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知识层面。比如老师讲到电子音乐界的术语（DAWs, HRA, RPM, PCM的中译和开盘式录音机、激光唱片的英译）或统计学界的术语（IOC, Likert Scale, T-test），若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，单靠重复和直译是很难理解的，这就不仅需要译前准备，还需要根据老师的具体授课情况，向老师询问更多信息以确定涵义。即使有相关的背景知识，是在生活中也很常见（如动圈话筒和电容话筒）的事物，但由于并未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积累多语表达的习惯，也并不能在口译时及时反应过来。

Music Design and Technology课堂上，老师使用MIDI现场作曲

在身份认知层面，我的体会复杂得多。我此行的职务是“海外翻译助教”，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课堂翻译、随行翻译、课程内容要点总结和作业提醒等，相当于“翻译+学委”的职责，日常发给学员的文件一般都包含译文和课堂要点。作为翻译，除了需要笔译课上用到的教学材料，我还需要进行英译中和中译英的交替传译。

发给学员的译文和课堂要点标注文件

英译中时，我非常注重自己译语的理解性，目标是让学员听懂授课内容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首先我自己得理解老师在说什么，而这不仅要求我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并及时补充，还要求我选择恰当的语言风格、语言组织方式和措辞。在学员不理解时，我会再次用英文和老师确认作进一步解释，直到看到各位学员脸上露出理解或明白的表情，才会进行下一步。由于要和学员解释知识，我会觉得自己仿佛成了“半个老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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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译英时，我也力求先理解学员的需求和意图，再使用通俗易懂的英文翻译给泰方老师，目标是让老师理解学员的诉求和想法。比如在论文写作课上，我会提前和学员沟通他们的写作动机、论文内容和疑难点，保证自己的理解与学员一致之后，再用英文输出给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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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我的这种翻译风格和策略遭到了一些挑战。比如英译中时，英泰双语翻译老师在观察到我听老师讲完某一个知识点之后，会继续用英文和老师沟通自己不确定的部分而非立即翻译时，打断我说：“你不用问这么多问题，老师说什么你翻译什么就可以了。”无独有偶，中译英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：有一门课程的课前需要请学员用中文宣读文件，在宣读前我会把英文版文件先发给老师，供老师查看。由于学员是逐字逐句宣读，老师手里也有英文对照版，我就没有翻译。但当时老师打断学员，依旧要求我交替传译——即使是读稿，即使学员并未输出新内容，并表示我需要将每一位学员说的中文一字不漏地翻译给他听，学员说的什么我就翻译什么，不然我就不是一个专业的口译员。

Seminar of Musicology结课留念

私以为，英泰双语翻译老师和专业课老师的立场很明确，就是认为译者理应是没有主体性（在此处指二次创作）的“传声筒”、语码转换器，而不是一个需要借助自己的理解和知识来加工信息的表达者。诚然，由于翻译场景和场合的不同，译者受到的制约因素不同，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有差异，比如法庭口译员的角色或许更接近于传声筒，被审讯者的口误和前后不一致不需要被译员纠正，而是原封不动地完整传达。

然而，大学课堂的情形有所不同，作为课堂助教，理应以将老师和学员的意图相互传达清楚为要，而要准确传达意图，就得先理解双方的意图，而非“人云亦云”、有口无心，输出的译语自己都听不懂，别人则更难听懂了。

因此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还是认为译者应当捍卫自身的主体性，以理解为基础，完成意义和意图的传递（construct and interpret），而不仅局限于语词的转换；而要更好、更快、更准地理解，则必须要提升知识储备，坚持阅读各个领域的书籍，提高积累多语对照语料的意识。

学校里一群猫中的两只小猫